(接上期）

　　下篇 重生

第十章 流亡陷孤岛

　　城头易帜

　　自逃避战祸、离开家乡后，无论是郁家、杨家，还是李家，都没度过一天安稳日子。头顶不时有日本飞机掠过，飞机飞得低低的，轰鸣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沉闷的爆炸声像爆炒豆子般，密集地从远方传来。逃难的人们整天提心吊胆，生怕飞机会“下蛋”。这样的日子，整整持续一个多月。

　　忽然有一天，听说国军撤退了，徐州失守了，台儿庄也让日军占领了，逃难的人无不失声痛哭，悲悲戚戚。为家乡的沦陷，也为国家的危难。

　　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。一些胆大的百姓，惦记着家里的房屋，迫不及待地往家赶。郁德义和李洪志也带着老人和孩子离开邳县。从家里带出来的干粮早已吃完，周围的野菜也挖光了，不回去就要挨饿，他们还惦记着地里快熟的麦子。

　　回家的路上，小麦正可着劲长穗，漫坡遍野一片金黄，展现出丰收的喜庆，让人恍惚间忘记战争的残酷。然而，走着走着，景象就不妙了。愈接近台儿庄，空气中的焦糊味愈浓，沿途村庄不见一个人影，麦垄里不时可看到尸体，有中国军队的，有日军的，也有老百姓的。损毁的山野炮、迫击炮、重轻机枪及炮弹箱、弹药箱、手榴弹箱触目皆是，很多麦田成了焦土，不少麦田只剩半尺来高的麦秆儿。

　　到了台儿庄，郁德义倒吸一口冷气：高大的城门已坍塌成一堆砖砾，只剩小半截的城墙犬牙交错，像一瓣被胡乱啃过的西瓜，房无完房，墙无完墙，原先威严的衙门、宽敞的会馆、庄重的庙宇、华丽的商铺，都成为一片废墟，到处是残垣断壁，烟熏火燎，有的余烬尚未熄灭，断壁上弹痕累累，焦糊味中夹杂着浓烈的血腥气，呛得人直翻胃，街道上手榴弹木柄碎片足有三四寸厚。

　　郁德义领着家人，高一脚、低一脚，穿过西城门，跌跌撞撞地往家赶。走近一看，土坯房的山墙和屋顶已被炮弹轰塌，几根东倒西歪的木柱子裸露在外，哪里还有家的模样？母亲和妻子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号啕大哭。郁德义安慰说，只要全家人平安回来就中，房屋塌了可以再建。

　　李洪志也这样安慰家人，台儿庄的其他人都这么互相安慰。这也是大实话。兵荒马乱，能平安活着，就阿弥陀佛了。庄里有户人家，无论别人怎么劝，死活不肯离开。街坊们回来时看到，这户人家房屋已被炮弹轰开了花，一家人再也不见踪影，墙上赫然粘着半张人皮。

　　战火几乎摧毁整个台儿庄，很多楼房半半拉拉，只剩下屋框子。有能力的人家拆了重建，没能力的则捡些破砖头垒在断墙头上，再搭上茅草凑合居住。

　　李洪志爷俩在原址上垒了几道土墙，用高粱秸秆和麦草扎上把子当顶，铺上泥，重建了一个新屋。

　　这年6月10日，李洪志妻子分娩，生了一个男娃。孩子舅舅说，你们李家三代单传，就叫李同希吧。

　　家里添丁，本是一件高兴事。李洪志却高兴不起来。因为，残缺的城墙上飘起膏药旗，城门前多了荷枪实弹的小鬼子。台儿庄城里的居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在膏药旗下屈辱地活着。

　　这种屈辱的日子，整整过了7年。7年间，台儿庄的几座城门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，中国人经过城门时，无论老幼，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，如果谁忘了鞠躬，轻则挨日本兵耳光，重则挨刺刀，万一惹得他们不高兴，一刺刀就把人给捅死，就像捅死一只猫、一只狗一样。

　　再说郁德义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屋子垒得像个窝。安顿好家眷后，他打算再去枣庄继续开饭店。赶到枣庄一看，哪里还有新中华饭店的影子？早就成了一堆瓦砾。旁边的火车站也没了模样。

　　郁德义叹口气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台儿庄。他与爹商议，自己有一手厨艺，在台儿庄再开餐馆。爹想了想，说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人总是要吃饭的。

　　由于大运河漕运繁忙，来往船只多，台儿庄一直是一个商业城镇。日军占据台儿庄后，利用大运河的交通便利，把台儿庄作为粮食集运地，集中了大量的粮食，从这里运往外地。所以，仍允许老百姓经营商业。

　　郁德义相中了丁字街口的一间房屋，房主人是对老年夫妻，儿子、儿媳和孙子都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了，所以活得心灰意冷，房屋修得潦草，正愁没有生计，干脆就把房屋以低廉价格卖给郁德义。郁德义修缮一番，取了一个“异乡村”的店名，小餐馆就开张了。

　　郁家曾经兴盛一时，号称“郁半街”。不过，郁德义这一支人丁不旺。爷爷膝下有仨儿，郁德义的爹是老大，只有郁德义这一个儿子，老二也只有一个独子，老三干脆无后。异乡村餐馆旁边有个同仁百货，以批发为主，兼营零售，便是郁德义三叔开的。二叔的儿子也在丁字街开了家茶叶糖果店，就在同仁百货的斜对面，店名叫“郁家小店”。

　　杨家是最后回到台儿庄的。

　　他们一家5口，逃到邳县城之后，没有找到郁家。此时，县城里的所有店铺都关了门，大街上的难民拥挤不堪，有钱也买不到吃的。于是一家人继续南逃，一直逃到骆马湖北岸的窑湾镇。

　　当战火平息，杨家回到台儿庄时，已经看不到自己的宅院。因为，这一带是日军重点轰炸的地方，前后两进四合院，只剩下几个浮着死尸的大坑，连炸烂的砖瓦木料都没有留下。

　　在废墟旁边，蹲坐着丁厨师。

　　丁厨师是鲁南一带的名勺，被中兴公司高价聘去为外国矿师做中餐。他与杨培生结拜金兰，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。

　　杨毓昌见到丁厨师，感到一股寒气从脚下直蹿头顶。丁厨师不敢卖关子，赶紧叫了一声大叔，对他说：培生哥一家5口，毫发无损，只是大嫂子的娘家，死了两口人。他还告诉杨毓昌，从台儿庄到枣庄一带，来了不少日本兵，杨培生让他捎话，千万不要冒死到枣庄找他，或者回老家，或者到乡下谋生。等到战乱过去，再想法过正常日子。

　　面对眼前的废墟，杨毓昌当即决定：回临沂老家。

　　没想到，杨毓昌和郁氏，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。

　　兵荒马乱年代，盗匪浑水摸鱼，钻了日军不顾台儿庄居民死活的空子，时常来骚扰民众。清真寺一带的回民为保护家园，成立一支回民自卫队，李洪志也加入其中。

　　1939年3月，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转战邳县时，台儿庄的回民自卫队在邳县铁佛寺齐集，加入陇海南进支队，起名“回民排”，李洪志成为回民排的一名警卫战士。此时，他的幼子仅9个月。

　　1940年10月，陇海南进支队在张家口蓝山口半山坡与日寇激战。司令员兼政委钟辉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，司号员刚吹响冲锋号，就被鬼子一枪撂倒。钟辉一听冲锋号骤然停了，叫声不好。

　　在战场上，护旗手和司号员是两个关键角色。军旗不倒，军心稳定；而军号既传递指挥员命令，更激励士气。

　　钟辉正着急时，冲锋号又突然响起。钟辉正感到纳闷，旁边的一名回民排战士李运海兴奋地报告：“是李洪志，他会吹军号！”

　　战士们一听冲锋号又响起，群情激昂，怒吼着向鬼子冲去。

　　战斗结束后，钟辉派人去找李洪志，打算给他记功，不料却带回一个坏消息：李洪志已倒在冲锋的路上。这一年，李洪志不到30岁，牙牙学语的小同希，再也没见过爸爸。

　　与李洪志相比，郁德义就平顺多了。他懂烹调，会经营，待客和气实诚，日本投降后，餐馆越来越红火。他把开餐馆赚的钱，又投到三叔的同仁百货店，家业逐渐做大，在台儿庄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所以街坊对他们都很尊重，连见了小化清，也都客气地称他“郁少爷”。小化清去戏院看戏，人家也不收他票钱。

　　这个时期的小化清，度过了几年短暂而快乐的时光。夏天时，他和小伙伴抱着西瓜跑到运河边，坐在茂密的垂柳荫下，脚浸在清凉的河水里，一边啃着西瓜，一边胡吹海侃。小伙伴们叽叽喳喳：这满满的河水，这来往的船儿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要到哪儿去呢？他们渴望有一天，能像船上人那样云游四方。吃罢西瓜，小化清和伙伴后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，跳到运河里扑腾扑腾地来番“狗刨水”。

　　自古以来，大运河在台儿庄人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，运河除了漕运便利外，水也非常清，还有点甜，老百姓喜欢喝河里的水，觉得井里的水有股苦涩味。

　　日本投降后，国民政府在台儿庄恢复镇公所，镇长叫刘士贞。

　　在台儿庄，刘士贞是个复杂人物。他原来在丁字街开家具瓷器店，喜欢赌博，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的店给输掉了，只好跑到外面去闯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居然搞到一二十支枪，带枪投靠日本人，拉了一帮人，成立一个保安小队，日本人委任他为保安小队长，让他帮着守台儿庄。

　　郁德义与刘士贞私交好，刘士贞很喜欢小化清，非要收小化清做徒弟。小化清就磕了头，稀里糊涂认他做了师父，也不知他是青帮还是红帮。

　　刘士贞虽然表面当了汉奸，却不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干，暗地里与活动在台儿庄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有来往，经常向游击队通风报信，与游击队司令孙业洪来往密切。这孙业洪是日本人的大克星，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多次围剿他，都没成功。刘士贞的队伍越来越多，慢慢地成了一个中队。有一天，日本人派他守台儿庄北边的吉庄。他摇身一变，公开扯起抗日旗帜，又与日军真枪真刀干了起来。

　　日本投降后，刘士贞与孙业洪归附国民党政府，两人串通一气，与共产党的队伍作对，被共产党打散了，刘士贞只好跑到徐州去。等到国民党政府接管台儿庄后，他又回来当台儿庄的镇长。当镇长后，他办起泰山庙中心小学，自己兼任校长。

　　泰山庙中心小学成立不久，刘士贞到郁德义家串门，把小化清唤到身边，爱怜地摸着他的头，对郁德义说：“世道变了，要想混出个出息样，肚里没点墨水不行，让小化清到学校上学去吧。”

　　郁德义一听，正中下怀：“太好了！这兵荒马乱的，他一直没好好念书，我真怕把他耽误了，那就把他交给您了。”

　　自台儿庄大战之后，庄里的百姓家业被毁，伤了元气，七八成孩子上不起学。小化清很喜欢读书，一年级读了几个月，是在枣庄读的。后来读私塾，读了《论语》。二年级在基督小学读，三年级又到关帝庙小学读。一听说让他上学，不由得拍着手直乐，便去泰山庙中心小学上了学，开始读国小四年级。

　　刘士贞知道老百姓的困境，规定孩子上学不用交钱，只需交粮食就行。即使这样，多数家庭仍不愿让孩子上学，一是舍不得拿出粮食，二是留着在家干活。

　　国民党政府对刘士贞办学的事很欣赏，又鼓励他办起中学。刘士贞便请孙业洪当校长，在台儿庄办起一所中学，叫胜利中学。

　　小化清安安静静地读了两年书，已是国小六年级的学生了。再过一年，他就可以转到胜利中学读书了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。

　　郁德义的餐馆生意红火后，增添新的烦恼：运河航运渐渐萧条，台儿庄世面小，做不大。他与爹商量后，把餐馆盘给人家，又到枣庄开起饭店。那里煤矿多，生意好做。

　　郁德义除了喜欢喝酒和抽烟之外，一有空闲，就拨弄起收音机。他到哪，就把它带到哪。这台收音机虽然已用了多年，可依然像新的一样，被郁德义擦得一尘不染。赶走日本鬼子后，他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，没想到，国共和谈没谈拢，兄弟之间又斗了起来，解放军势如破竹，国军节节败退。

　　收音机里，整日里讲共匪如何杀人不眨眼，如何抄家灭族，听得郁德义心惊肉跳。他觉得共产党对穷人好，对有钱人不好，把乡下有钱人叫作土豪劣绅，把城里有钱人叫作资本家，常常斗地主、斗资本家，搞杀富济贫。所以，穷人欢迎共产党，富人惧怕共产党。他估摸一下财产，自己虽然家业不算大，但在台儿庄，也可以算作资本家了。这一算，他忧心忡忡，担心哪天会被共产党给共了产。

　　1948年9月25日，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：陈毅和粟裕的部队与许世友部队东西夹击，昨天攻克济南，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抵挡不住，率兵突围。他知道枣庄早晚也会保不住，吓得赶紧关了饭店门，回家与爹商量，父子俩一起跑到徐州城里去避风头，家里只留下娘和妻儿仨人。人虽然在徐州，心却惦记家里，整日又惊又怕。

　　又惊又怕的不只是郁德义。郁家都是做生意的，论起来都可以算作资本家。郁德义三叔担心自己躲不过，干脆关了同仁百货，跑到徐州城。徐州马路很宽，他就在马路旁边搭一个简单的棚子，就地摆个摊位，做起生意来。郁德义的堂弟也关了茶叶糖果店，跑到徐州的贾汪镇，在贾汪开起饭馆，在那里落了脚，没敢再回去。

　　济南城被解放军攻占的消息，让孙业洪坐卧不安，他担心解放军打过来后，不会放过他。于是，他决定加入流亡行列，把胜利中学迁往南方。

　　（未完待续）

　　摘自和东岳客（ID：rmrbssd）